严勇执笔，龙泉书院271载春秋：弦歌不辍，文脉流芳

衷心感谢严勇老师以如椽之笔，为我们勾勒出龙泉书院271载春秋的壮阔画卷！严勇老师现任荆门市社科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，作为湖北省作协会员，他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领域皆成果丰硕，著有作品集《荆门知州的那些事儿》《与你相约在春天》，还精心撰写了荆门历史文化名人传记《陆九渊传》，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细腻的笔触展现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此次，严勇老师将目光聚焦于龙泉书院，从舒成龙知州开山立院的壮举，到历代贤达接力守护的薪火；从科举功名的辉煌，到红色摇篮的荣光，在他的笔下，龙泉书院的悠悠历史如一幅绚丽长卷徐徐展开，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荆门文脉的深情礼赞。

特别感动于文中对书院精神的精准提炼——“龙泉弦歌”不仅是教育传承的隐喻，更是一方水土对文化根脉的永恒守护。今朝转发此文，既为致敬历史，亦为激励来者：愿文明湖畔的琅琅书声，永续千年文脉的华章！

诚邀全体师生、校友及关心龙泉发展的各界人士，共读此篇光阴故事。

注：下文转自微信公众号“典籍里的荆门”，作者 严勇

听听，荆门龙泉书院两百余年不辍的弦歌

荆门历史上曾经拥有33所古代书院，其中宋代1所，元代1所，明代6所，清代25所。龙泉书院，作为清代25所中的一所，虽然算不上最早的书院，但是271年弦歌不辍、薪火相传的传奇，注定是荆门教育史上最耀眼的一抹亮色。

一

提起龙泉书院，不得不提起龙泉书院的创建者——荆门知州舒成龙。舒成龙（1700-1771），字御天，号刑南，晚号洗心居士，清直隶河间府任邱县（今河北省任丘市）人。在荆门主持州事长达十二年（1743-1755），修州志、建学校、立三仓、创二闸、四起堤工，为解除百姓疾苦，“俗吏劳劳，日无宁晷”，政绩斐然。

舒成龙作为荆门知州，在历任父母官中，人生最大的瑕疵也许就是其非进士或举人的出身。自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以来，“功名”便成为了读书人最为看重之事。当时，读书人的最高追求莫过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“进士”称号。清朝时期，情形依旧如此，人们常说：“士大夫地位崇高，非进士出身者，终究难以称得上完美”。在世俗观念里，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方为正道，是最令人钦佩的途径。舒成龙的仕途却从怡亲王允祥府办事开始，做过6年的知县（包括在笔者家乡黄冈），做过挂名的广西平乐府同知，做过湖南衡阳、甘肃巩昌知府，代理过山西布政使，官终中宪大夫，但是12年的荆门知州经历，依旧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。他在荆门任上，有两件事至今都在荆门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，一个是纂修了被毛泽东评价为“最好的一部”的《荆门州志》，另一个就是修建了龙泉书院，而今仍是省重点高中——荆门龙泉中学所在地。这两件事情都是他在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完成的，距今已有271年的历史。

说起龙泉书院，龙泉永远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，因为先有龙泉，后有龙泉书院。在舒成龙来荆门任职之前，蒙惠二泉早已在唐宋元明时期声名远播。舒成龙得龙泉，可谓是意外之喜。当时，舒知州有感荆门文风不振，故修文运桥以振文风，修来龙桥以通地脉，桥下修闸蓄水，苦无石。因做梦梦见泉神立于蒙惠二泉之间提醒“君谋石耶？何必他求。”后在二泉之间掘石，得南宋荆门知军吕元题诗石碣，并掘得一泉水，因石碣有“风云长静白龙宫”之句，故命名龙泉。

二
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四月夏，舒成龙建书院于龙泉旁。由其亲笔所撰的《龙泉书院碑记》，详细记载了龙泉书院命名的原因：“盖以或渊或天，变化不测者，龙也，而士人之咫尺云泥者如之；往过来续，昼夜不舍者，泉也，而学人之天机动荡者如之。故额以‘龙泉’，志喜也，且勖之也。”，并详细描述了书院的规模：“凡楼堂、门庑、斋舍、庖库之类，靡不毕具。……书院之东，别构荆园，筑土为山，引泉成池，以为多士啸吟之地。又东，为东山别业，筑草堂以勿忘三孙、二朱旧迹，且与院右之全忠祠、孝隐亭，互相掩映。”

但是，若论记载之详细，则非舒成龙所纂修《荆门州志》卷之十《学校·龙泉书院图说》莫属。从龙泉书院图与图说可知，当初舒知州创建的龙泉书院主建筑从西至东共有三个建筑群，每群由南至北分为三重。门楼三间向南，上书“龙泉书院”；穿过拱桥为德育堂、东西各建书斋四楹，取名“敬业”、“乐群”，后面为尺木楼。第二建筑群前排为“荆园”；中间有一方塘，塘水清澈，塘台筑建洗心堂；后排是方塘书屋。第三建筑群前排为人造假山，上建“听泉亭”；中间对称的两排建筑物，取名“春华”、“秋实”两馆；其后是东山草堂。

龙泉书院落成后，舒成龙取州内外生童100余人上学，聘请黄冈人王封渭担任首任山长。王封渭是何许人也？光绪《黄冈县志》卷之十《人物志·文苑》载云：“王封渭，字璜川，乾隆壬申进士，猗氏知县。少孤苦，随母氏迁居寿昌。从夏鹤亭先生游，为学不务章句，博极群书，浸淫《史》《汉》，即制举、帖括亦改镕经铸史，自成一队。归田后，闭门著述，有《四子讲义》、《五经纂辑》、《泽思堂稿》等书。受业者皆知名士，如缪继濂、王如曙、王养福、龚传薪，其最著也。”王封渭的人生简历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值得舒知州礼聘为龙泉书院山长。

明清时期的官办书院，由官方严格掌控，其中突出体现在由地方官礼聘山长这一任命方式上。地方官在遴选山长时，一般会全面考量其学识、品德与声誉等要素，从而确保书院能拥有一位出色的领导者。而山长作为书院的核心关键人物，其职责极为重大，不但要主管教学，同时还要兼管院务，承担起书院日常的运营和管理工作。他们既要制定教学计划、安排课程、指导学生学习，还需处理书院的财务、人事等诸多事务。王封渭为什么会是龙泉书院山长的不二人选呢？首先，学历高。乾隆壬申年，即十七年（1752），王封渭考中二甲43名进士。其次，学识强。王封渭师从夏鹤亭先生，不但对历史有研究，而且对制举、帖括等科举考试内容亦有研究。古代书院办学宗旨为“养其贤才，以供朝廷之用”，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，是士子们毕生孜孜以求的正途。再次，人家还乐意。王封渭考中进士后，在家候选达一年多。据史料记载，清代的官员数量从康熙至道光时期，一直维持在1.1万左右，其中京官3000余人，地方官8000余人，对于一个人口达4亿的大帝国来说，文官的数量完全可以用“稀少”来形容。官位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没有空缺，只能等。所以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王封渭在家候职期间，受舒成龙之聘，出任龙泉书院山长。按同治《猗氏县志》卷二《职官》记载，直到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王封渭始任猗氏县知县。王封渭似乎在龙泉书院执教时间长达六年之久，并非如今天有人所说的“不久”就离开书院，赴山西浦州府猗氏县任。

正是在王封渭的严格执教之下，学子们皆奋志力学。第二年，就有13人通过了省学政主持的院试，并有4人通过了乡试。按惯例，龙泉书院月分官、师两课，由知州与山长分别主之。所以，当时龙泉书院的学子亦是舒成龙的门生。其中著名的有蔚柱、黄凤鸣、张向达、张志周、鲁传泗等。特别是蔚柱写的《荆门“三台八景”歌》，至今犹为荆门人所传颂。

除了王封渭，道光年间，钟祥人黄本敏曾出任龙泉书院主讲。同治年间，安陆人李守磻受知州王庭桢之聘出任博主讲席。光绪年间，麻城人吴兆泰更是主讲龙泉书院长达4年之久。但是，龙泉书院山长曾经长期“有名无实”，同治年间荆门知州恩荣在其纂修的《荆门直隶州志》卷三之五《龙泉书院图说》一文中感慨道：“然自十余年来，书院山长概自省城遥领束金，并无课一艺、试一文者，肄业诸生并不识山长为何许人，亦无能为之变计者，不诚负舒牧培养之深意与夫多士输助之胜举，历在经营之苦心哉？”

三

正是因为龙泉书院是官办书院，所以历代荆门知州在任上不断地进行了扩建与重修。其中，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知州郎锦骏集资重修龙泉书院之事颇值一书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在湖广总督陈若霖的举荐下，郎锦骏由代理黄冈知县成功补授荆门直隶州知州。郎锦骏在荆门任上非常重视教育，一上任就于龙泉书院粗定条规，诸生朝夕攻读，颇觉蒸蒸日上。次年（1823）春，他刻立碑于龙泉书院，勉励诸生“下笔须开生面目，读书当用死工夫”。又题“学苑二三子，当惜寸光阴”的训词。道光六年（1826）夏，荆门发大水。山水泛涨，龙泉书院的荆园室宇、墙垣以及来龙桥、惠泉堤等多处都俱倾圮不堪，百年之胜景化为丘墟。郎锦骏向来以振兴斯文为己任，急于重修。此时荆门城垣、桥梁损坏者多处，他打算自请修城垣，一举而无不举。当时因为辖下当阳县受灾特别严重，他奉巡抚之命前去察看灾情。刚好有湖广布政使徐承恩路过荆门，郎锦骏立即从当阳赶回来，以修城等事请示徐承恩。不料，徐承恩不仅拒绝了郎锦骏的请求，而且百般刁难，常使郎锦骏没有回旋的余地。郎锦骏因此大病一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郎锦骏病痊愈，他立即奋然惨淡经营，不到一天时间就筹集到经费，不出数月重修龙泉书院大功告成，规模比过去更加壮观。“既新其堂庑，又复立章程，均膏火，编等第，勒石洗心堂，著为定式。且州北大桥、浮桥同时告竣，文运桥亦将落成。”落成时，州人设宴犒劳郎锦骏，济济一堂举杯痛饮，都为龙泉书院的成功修复而欢欣鼓舞。

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清代著名书画家、荆门知州王庭桢筹资维修和扩建龙泉书院之举亦值得一书。这一年，王庭桢由江夏县知县调任代理荆门直隶州知州。王庭桢在荆门任上，以舒成龙为自己的学习榜样，非常重视文化教育。初到任时，他暂借龙泉书院办公，见其颓败状，感慨万千。于是“亟商都人士筹资鸠工，拓荒辟秽，一一重加葺治”，在第二年告竣。聘名师李竹泉为书院讲席，官与师按期课试，生员欣然相从，如云合雾集。校舍不够，还租赁唐安寺居住。特别是筹捐经费二百四十金，一半作教师的薪金，一半供生员学习之津贴。使教学经费有了保障，龙泉书院自此又兴旺起来。为彰显书院文明，王庭桢又重修了跃渊阁，以期学员们进德修业，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其所撰书的《重新龙泉书院并增修脯膏火记》碑仍嵌于龙泉中学的碑墙中，《跃渊阁记》碑仍完好地立于跃渊阁内，成为见证龙泉书院历史的重要文物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跃渊阁落成之日，时逢端午节，王庭桢大宴宾客，以示庆贺。一时高朋满座，骚客云集，唱和对答，成为荆门历史上一件风流韵事。

当然，龙泉书院能够弦歌不辍，荆门知州陶琛、王树勋、任郿佑、方卓然、恩荣等亦功不可没。他们在荆门任上，为了保证龙泉书院正常运转，为书院的膏火想尽千方百计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等人建议，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，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，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，并多设蒙养学堂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龙泉书院改为荆门州简易师范学堂。次年（1905），为适应新的教育要求，荆门知州凌兆熊新建教学楼一栋，题名为“文明楼”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改为荆门州官立中学堂，是为荆门普通中学之滥觞。

四

其实，龙泉书院不仅仅是清代荆门州的一所官办书院，还曾设有公馆。状元潘世恩、蒙古文人花沙纳、湖湘经世派领袖陶澍等名人途经荆门，都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于此夜宿的记载。

龙泉书院作为荆门33所古代书院的杰出代表，在荆门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。从乾隆到光绪年间，龙泉书院考中科举的有274人，其中进士28人，举人246人。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，龙泉书院成为鄂中地区最早的红色摇篮，培养了一大批中共优秀党员。其中，胡孟平、尉世筠、刘继汉、李廷璧、何寿鹏5人依次为中共荆门县委最早的五任书记，领导了荆门地区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。开国上将陈士榘、中将邓家泰等皆毕业于龙泉中学。民国时期，龙泉中学还一度作为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，文明楼成为张自忠将军的指挥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恢复高考至今，龙泉中学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。

象山脚下，文明湖畔，在湖光山色掩映下的龙泉书院依旧书声琅琅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著名诗人、书画收藏鉴赏家陈夔麟出任荆门直隶州知州，曾为龙泉书院写下诗句：“湖山管领归风雅，敢道任邱有替人。”从河北任邱（今任丘市）人舒成龙创建龙泉书院，到如今省重点高中，在长达271年的历史长河中，迎来送走过多少青年才俊？请听听龙泉书院那从未间断的弦歌，其附丽的无数光阴故事值得读者诸君去一一叩询！